湖北恩施庙堂之法走进山区百姓家

2013年恩施州委、州政府组建恩施州法治建设专家委员会

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建设“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”，然而如何通过基层法治建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、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个中央命题，需要地方以自己的改革实践递交可供借鉴与复制的答卷。

湖北省恩施州作为“老少边山穷”的偏远山区，经济发展落后、社会矛盾丛生，近年来，依托“法律顾问制度”的发展契机，采用市场机制，内牵外引州内外律师资源，打造出了一条“律师进村、法律便民”的基层法治建设新路。“以前我们有事先找政府，现在我们有事先问律师，这样做我们心里更有谱。”万寨乡伍家台村村民叶朝敦如是说，他们参与和见证了恩施州法律服务体系日益完善的过程。

基层纠纷化解有妙招

从2011年到2013年，恩施州信访量连登湖北省“前三甲”，赴省进京越级上访、重复上访、非法上访中，涉法涉诉信访占60%以上。2015年恩施州进行历史纠纷矛盾排查的数字也显示，该州农村婚姻家庭纠纷、邻里纠纷、山林土地纠纷易发、高发，占总数的57.8%。

恩施州通过将律师顾问团引入乡村社会，建立“律师咨询所”，“联席会诊”;搭建“田间调解室”，现场纠错;发放“便民服务卡”，“遥控普法”。这些现已成为农民依法维权的重要途径，使基层社会矛盾连年递减，让恩施州从上访“重灾区”成为少访的“和平区”。截止2015年3月，恩施州已建成律师顾问团93个，2400余个村居成立了“法律诊所”。参与法制宣传2300余场，提供法律咨询12.5万人次，调处纠纷7900余起。律师顾问团参与纠纷调解，为政府降低社会管理成本。

律师顾问团不单单为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，参与社会矛盾纠纷调解，还起到了为基层政府提供法律咨询意见、帮助政府把关、审查政府议案、接待处理涉法涉讼案件的重要作用。邬阳乡在对金鸡口库区移民进行补偿时，因双方在补贴标准上无法达成一致而导致矛盾不断，之后，乡政府采纳律师团给出的“库区移民的要求为正当合理”建议，最终对移民追加了800万元补偿款，使纠纷得以扫尾。屯堡乡鸭松溪村综治专干表示：“‘律师进村，法律便民’活动开展以来，农民遇到林权纠纷、征地补偿等问题一般主动咨询律师，‘庄稼人’都成了‘法律人’”。

基层法治宣传有帮手

恩施州8县市约400万人口，仅有337名律师，律师资源不足。为盘活乡土法治资源，恩施州聚合州内外律师资源，使得全州各乡镇办实现全覆盖，将现代与传统力量结合起来，坚持专业律师引路、乡贤能人找路、村组干部拓路，使基层治理“走得稳”、“走得实”、“走得远”。

该州208个村居有大量老干部、老党员、老退伍军人、老医生和老教师，这些乡村“五老”在“熟人社会”学识高、权威强、办事公正，是大家信得过的“自己人”。恩施州通过律师培训，将乡贤能人培育成“法律明白人”和“新乡贤”，让他们成为法律宣传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帮手。高台村老干部向奉久激动地说，“以前调解矛盾纠纷大多用的土办法，经过律师培训后，掌握了新办法，处理问题更有效了”。

“律师进村、法律便民”制度建设以来，“律师诊所”开到村居，村组干部与律师共同“坐诊”，干部不能“任性”，办事依法，服务精准。村组干部也成了普法建设前线的排头兵。2014年，三坝村通过“法律会诊”，成功解决了向德会、向德秀及相邻8家农户占地赔偿问题，最终，邻里和睦如初。

基层治理机制有保障

以前的恩施州，基层村组干部责任不明，管理程序不清，治理机制“空白”。基层社会出现矛盾纠纷，不是不解决，而是解决不规范、不按程序解决，解决不彻底。鉴于此，恩施州以“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”为契机，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定程序、成规范、塑机制，为基层矛盾化解分级、分类、分流，使基层治理“因制止乱”、“因制而远”。

该州鹤峰县邬阳乡乡长汪娟表示：“组是我们接近群众的最基本单位，管好了每一个组就管好了每一个家庭，我们的法治也就找到了根基，落到了实处。”恩施州沐抚办事处就通过“层级调处”制度设立组——片——村——综治干部——主管领导的分层“调解链条”，将矛盾化解于小组，实现源头治理。沐抚办事处田贵周谈到：“《沐抚办事处矛盾纠纷层级调处意见表》就像一根绳子一样，一头拴着农民，一头拴着干部，大家都规矩起来”。到2014年11月30日，沐抚办事处共发生各类矛盾纠纷76件，73件得到成功调处，调解成功率为96.05%。其中，组长直接独立调处矛盾纠纷42件，占57.53%;驻片干部及村级调处成功26件，占35.61%;仅有4件在综治维稳中心成功调处，占5.5%。

恩施州以“律师进村、法律便民”为主题的法制改革，打造了小组治理的微型机制、矛盾纠纷的筛选机制、公共财政的支持机制，并将基层法治社会建设与乡土内部资源相结合，真正实现了“以小杠杆撬动大治理”，使基层社会治理真正落地、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(作者：华农宣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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